富尔达的秋阳把高速路染成了金带。泰雷握着方向盘的手转了个弯，车窗外掠过块蓝底白字的牌子，“Ausfahrt”这个词在阳光下晃得刺眼。我扒着车窗数，这已经是第五块了，忍不住戳他胳膊：“这‘Ausfahrt’到底是个多大的省？怎么条条路都往那儿去？”
他“噗嗤”笑出了声，方向盘差点打歪，引得旁边的货车按了声喇叭。“傻丫头，”他腾出只手揉我头发，指腹带着啤酒节时碰过的麦香，“这是‘出口’的意思，跟咱去富尔达不冲突。”说着从副驾储物格里摸出颗橘子糖，是上饶产的那种，“跟你当年把‘宜昌’念成‘宜昌’一个道理，徐子敬没少拿这个笑你吧？”
糖纸在指尖沙沙响，我突然想起高三那年，徐子敬举着地图纠正我：“是宜昌，不是宜昌，带点翘舌音，像你喊我名字时那样。”那时他的指尖划过地图上的长江，说“等我考了驾照，就沿着这条江去找你”。
车拐进富尔达小镇时，银杏叶正落得满地都是。泰雷把车停在市政厅前的广场，指着尖顶教堂说：“这哥特式的尖顶，德语叫‘Giebel’，发音要卷舌，像你弹古筝时的颤音。”他教我念的样子，和在马德里橄榄树下教“Liebe”时重合了——那时阳光落在他睫毛上，碎成星星，而我心里却总晃着徐子敬视频里举着设计稿的模样。
德语课的挑战比想象中更磨人。教授在课堂上用复杂的从句分析经济模型时，我总盯着笔记本上的拼音标注发呆。某天课间收到徐子敬的包裹，拆开是本《德语日常会话》，扉页里夹着张便签，他的字迹比在汽修店时工整多了：“查了你的课表，晚上八点我都在，随时视频教你念‘Schadenfreude’（幸灾乐祸）——虽然你总说我才爱说这个词。”
我把便签夹在课本里，每次念错“�0�2”的发音被同学笑时，就摸出来看。泰雷偶尔来旁听，会在课后拉我去食堂喝热可可，指着菜单上的“Kaffee”说：“你看，徐子敬给你寄的那本教材里，这个词标了‘咖啡’，他连你爱喝甜的都记着。”
德国的严谨像块精密的钟表。公交车总站的时刻表精确到分钟，超市的货架永远按品类码得笔直，连泰雷带我去的啤酒屋，侍者端来的香肠都切成了均匀的小段。可就是这样的严谨里，藏着意外的暖。那天在4路公交上丢了手机，我追着车跑了半条街，气喘吁吁时，个挎着布包的德国大妈突然从后面追上，把手机塞进我手里，指腹还沾着刚烤的面包香：“姑娘，你的手机响了，像是叫‘子敬’的人。”
手机屏幕上确实跳着徐子敬的名字。接起时，他的声音带着武汉的潮湿：“刚视频没人接，是不是又在跟泰雷逛古堡？”我望着大妈走远的背影，突然说：“子敬，德国人真像你说的，把‘认真’刻在骨子里。”
他在那头笑：“那是，就像我给你设计的婚戒，内侧刻了‘武汉-宜昌’，毫米都没差。”
啤酒屋的夜晚总带着麦香。泰雷点了黑啤和脆皮猪肘，说“这是巴伐利亚的灵魂”。我抿了口酒，苦涩里泛着点回甘，像这两年的日子——有对未知的忐忑，有对牵挂的甜蜜。“明年我就回武汉了，”我戳着盘子里的香肠，“徐子敬说，新家的琴房留了面墙，让我挂满留学时捡的叶子。”
泰雷举着酒杯的手顿了顿，随即笑着和我碰了下：“那得捡片富尔达的银杏叶，这儿的叶子边缘带锯齿，像你当年在柏林跟我吵架时，瞪人的样子。”
他送我的德语词典里，夹着张富尔达教堂的明信片。背面是他的字迹：“有些陪伴是路灯，照亮一段路就好，而你该朝着家的方向走。”
离开德国那天，泰雷把我送到法兰克福机场。他帮我把行李箱放上秤，拉链上挂着的银杏叶吊坠晃了晃——是他在富尔达捡的，说“比柏林的更像心形”。“到了武汉，”他声音有点哑，“记得给我发张你和徐子敬在新家的照片，看看那面叶子墙够不够漂亮。”
过安检时，我回头看了眼。他还站在原地，米白色风衣在风里轻轻摆，像当年在柏林为我挡雪时那样。手机震了震，是他发来的消息：“德语别忘，以后带徐子敬来德国喝啤酒，我当导游。”
飞机冲上云层时，我摸出脖子上的银戒指，又捏了捏口袋里的银杏叶吊坠。德国的严谨、西班牙的热情、武汉的烟火气，像颗颗珠子，被岁月串成了项链。而线头的那端，永远攥在徐子敬手里——他总说“等你回来，我们把这些珠子，都串进日子里”。
舷窗外的云像棉花糖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，他在短信里说“云像棉花糖，像你笑起来的样子”。那时的阳光落在无名指上，仿佛有枚银戒指在闪，而现在，那枚戒指真的在指尖发亮，带着跨越山海的温度，轻轻说着：回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