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汉的秋阳把老巷的青石板晒得发烫时，我总在古筝班的窗台上摆一小束白菊。那是朱秀芸生前最喜欢的花，她总说“白菊看着素净，却藏着股韧劲儿”。
接到医院电话那天，我正在教孩子们弹《茉莉花》。钢琴的颤音里突然插进护士的声音：“陈女士，朱秀芸女士抢救无效……”后面的话像被风刮走的银杏叶，飘得无影无踪。我握着琴键的手僵在半空，指尖的凉意顺着琴弦爬上来，冻得人发慌。
太平间的白被单盖到秀芸胸口，她的手腕上还戴着那只我送的银镯子——是我们在悉尼逛街时买的，她说“等子敬求婚，就戴着它去试婚纱”。我蹲下来，轻轻碰了碰镯子，冰凉的金属硌得指腹生疼，像她最后一次试婚纱时，笑着说“如玉，你看这裙摆够不够大”。
徐子敬是第二天从德国飞回来的。他站在灵堂门口，黑色风衣上还沾着慕尼黑的雪，看见我时，眼睛红得像被揉碎的夕阳。“她昨天还发消息说，”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“说想喝巷口张阿姨的银耳羹。”
我递给他一杯热豆浆，是泰雷刚买的。他没接，只是盯着秀芸的遗像发呆，照片里的她穿着婚纱，笑得像朵炸开的向日葵。“都怪我，”他突然蹲下去，额头抵着冰凉的地砖，“我该早点回来的。”
那些日子，老巷的银杏叶落得满地都是。泰雷每天早上来古筝班，都会默默扫干净门口的落叶，再给窗台上的白菊换清水。有次我对着秀芸的空座位掉眼泪，他从身后轻轻抱住我，下巴搁在发顶：“哭吧，哭够了，我们就去看她喜欢的银杏林。”
徐子敬来找我，是在秀芸“头七”之后。他约在中南财大的银杏林，还是那棵我们十五岁时躲雨的老树下。他瘦了太多，西装外套晃荡着，像挂在衣架上。“如玉，”他开口时，声音里的沙哑能刮出屑来，“我们……重新开始好不好？”
风卷着银杏叶落在他肩头，像层薄薄的雪。我望着他眼里的红血丝，突然想起高三那年，他在汽修店门口说“等我赚钱了，就娶你”，那时他的手背上还沾着机油，眼里的光却亮得吓人。
“子敬，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捡起片完整的银杏叶递给他，“秀芸走了，我们都很难过。但你需要的不是我，是时间。”
他捏着那片叶子，指节泛白：“我知道我以前混蛋，我错过太多……”
“不是错过的事。”我打断他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，“是我们都往前走了。我现在很好，泰雷他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笑了笑，眼角的细纹里盛着化不开的涩，“他对你很好，我见过。”
那天的银杏林很静，只有叶子落在地上的沙沙声。他说起在德国的日子，说秀芸总催他“早点回国陪如玉”，说她偷偷存了好多我们初中时的照片，说“她比我懂你”。说到最后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盒子，打开是枚银杏叶胸针，“本来想在你们古筝班开业时送的，秀芸设计的，说你戴肯定好看。”
胸针的银叶上，刻着行小字：“我们仨，永远。”
我把胸针别在风衣上，阳光透过叶瓣的纹路，在衣襟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“子敬，”我望着他，突然笑了，“去看看秀芸吧，她肯定不希望你这样。”
他没再说话，只是朝我挥了挥手，转身时，风衣下摆扫过满地银杏叶，像在跟过去告别。
后来听说，徐子敬把秀芸的设计稿整理成了书，扉页上印着我们仨的初中合照。他没再回德国，在武汉开了家公益画室，教留守儿童画画，画室的名字叫“银杏”。
古筝班的窗台上，白菊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泰雷偶尔会提起他：“昨天在巷口看到子敬，他给张阿姨送了幅画，画的是咱们古筝班的窗户。”
我笑着调弦，《渔舟唱晚》的旋律漫出窗外，和着银杏叶的沙沙声，像首未完的歌。指尖划过琴弦时，触到那枚银杏胸针，冰凉的金属下，是慢慢暖起来的日子。
原来命运从不是故意捉弄，是让我们在失去里学会珍惜——珍惜曾经的笑泪，珍惜眼前的温热，珍惜那些藏在时光里的、未曾说出口的惦念。就像此刻，风穿过老巷，银杏叶落在泰雷的肩头，他正弯腰帮我捡琴谱，阳光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，安稳得像首唱不完的民谣。
有些爱，注定只能留在回忆里；有些路，终究要和新的人一起走。但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，那些刻在生命里的名字，永远都是心底的光，照着我们，慢慢往前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