柏林的雪落进咖啡杯时，我正对着申请西班牙大学的表格发呆。徐子敬坐在对面，手指在笔记本上敲得哒哒响，屏幕上是他刚画的古筝谱架设计图——第三版了，他总说“要刚好卡住你的琴弦角度”。
“真要走？”他突然抬头，睫毛上还沾着窗外飘进来的雪粒，像那年在武汉江滩，他替我挡雪时的模样。
我搅了搅杯里的肉桂，香气漫开时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：“嗯，去学金融，顺便……离你远点。”
他的笔顿在纸上，洇出个小墨点。“是因为秀芸？”他问，语气里的慌藏不住。前几天在画廊，我撞见他给秀芸递画具，指尖擦过她的手背，像弹错的音符，刺耳得很。
“不全是。”我合上表格，“我们都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不是吗？”其实心里清楚，是想用距离证明：他若真在乎，会追过来的。这是年轻时最傻的游戏——用分手当筹码，赌对方的在意。
他没再留，只是把那张设计稿推给我：“带着吧，说不定用得上。”纸上的线条歪歪扭扭，像他没说出口的挽留。
后来在德国重逢，是在柏林设计周。他举着那串高铁票根装置，说“每张背面都记着时差”，眼里的光比展厅的灯还亮。可当我提起西班牙的学业，他突然沉默了：“我要去法国总部了。”
原来成年人的分手，从不用“再见”二字，只用“各自前程”轻轻带过。那天的雨下得很大，他把伞塞给我，说“你总忘带伞”，转身走进雨里的背影，像幅没画完的素描，留白处全是遗憾。
再后来明白，有些分手不是不爱，是爱到尽头的清醒。就像徐子敬后来找我复合，我望着他西装口袋里露出的秀芸设计的银杏胸针，突然懂了：我们背后的世界早就不一样了——他习惯了法国的严谨，我迷上了西班牙的热烈；他记得我不吃香菜，却忘了我更怕猜忌；我念着他修自行车的温柔，却忍不了他和别人的暧昧。
就像那天在“人文茶座”群里被踢，泰雷一边帮我擦被咖啡溅到的袖口，一边笑：“跟三观不合的人吵，不如回家弹《渔舟唱晚》。”他从不会问“你为什么要管闲事”，只会说“你的原则，我懂”。
这大概就是放下的模样：不是听到他的消息心如止水，是偶然在财经新闻上看到他的公司上市，会笑着跟泰雷说“你看，他真的做到了”；不是删掉所有联系方式，是手机里还存着他的号码，却再也没想过拨通；是终于承认，我们曾是彼此的光，却终究照不亮同一条路。
古筝班的孩子们在弹《茉莉花》时，我总会想起柏林的雪。那时总以为分手是世界末日，现在才懂，它只是给了彼此机会，去遇见真正同频的人——泰雷会在我骂群里的负能量时，默默递杯热豆浆；会在我抱怨徐子敬当年的暧昧时，说“过去的错，都是为了现在的对”；会在我弹错颤音时，笑着说“像极了我们第一次约会时，你踩错我鞋跟的样子”。
上个月整理旧物，翻出徐子敬送的设计稿，背面有行小字：“2019.3.15，如玉说要去西班牙，风很大，她的围巾吹歪了。”我把它夹进泰雷送我的德语词典里，旁边是他写的“Liebe ist Zusammenwachsen”（爱是共同成长）。
阳光透过古筝班的窗，落在摊开的书页上，两个笔迹隔着时空相望，像场温柔的和解。
原来最好的结局，从不是非黑即白的拥有或失去。是你成了我记忆里的星，我成了你故事里的风，彼此照亮过，然后各自前行，在不同的天空里，都活得明亮。
就像此刻，泰雷拎着桂花糕走进来，笑着说“张阿姨多放了蜜”，我接过时，指尖的温度刚好，像所有错过的、得到的，终究都成了该有的样子。